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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补充自己的一些想法。刚才提到，市场经济、财产权的观念，西方很早就有，中国也有。我觉得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应该是一种现代经济意义上的理解。古代也有财产权，但现代的财产权由民法规定，还有一个宪法意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是并行的，市场经济确立的私人财产权，有赖于法治国家在宪法意义上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在古罗马，民法中也提到了财产权，但那是司法意义的，而不是宪法意义的。
同样地，在中国民间的传统社会中，贸易、生产也很发达，但我们没有一个宪政国家的构建过程。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的追溯和思想史的追溯，有一个古今之变。古今之变不能单谈一般的市场逻辑、贸易和分工，还要衍生一步，涉及宪政框架。最近我们几个人呼吁，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最早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对政府法治框架、宪政框架的奠定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增长得很快，如果我们不能回到早期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政体、宪政框架的话，我们现在的国内经济再发达，国内外贸易再扩展，经济学也会被扭曲。
我们反思改革开放30年，一方面要沿着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等道路继续发展，另外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也应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应考虑到，在亚当•斯密谈市场经济的时期，经济学隐含了对现代法制框架的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相当于处在那个时期。现在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也出现了“中国特殊论”、“中国模式论”、“中国强大崛起”等说法，看上去现在的一些经济指标很好，但早期政治经济学中隐含的那一面我们一直不够重视。
周为民（中央党校教授）：
我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所达到的发展和繁荣，可能是很多我们这一辈人所未曾想到的，就像很多年轻人也无法想象30年之前的中国一样。当时老百姓吃穿住用行万般皆难的状况，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不到。今天我们集中讨论的是几个难题，如上学难、看病难等，但30年前，哪样不难？这样一来，大家认为中国30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一个文学或神学的说法，而对于这个奇迹怎么解释，又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人们普遍把这个奇迹看作一个谜，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么说。但我们不能天真地把中国的发展真正当作一个谜。实际上不是。
中国30年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在哪里？就在市场的逻辑。这不是模仿，只是我们回到了常识，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常识之一。我们回到市场的逻辑上做了一些事情，于是有了这样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确是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社会变革我觉得没有结束，这不仅是一场1949年以来的大变革，也是1911年以来的大变革、1840年以来的大变革，甚至两千年以来的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