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 索
2010 年7月28日，当英国首相卡梅伦坐在印度某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印度公众纷纷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要求英国归还一颗名为“科伊诺尔”的钻石，而卡梅伦经过短暂的思索，最终做出了令印度民众失望的回答：“如果这样做，英国的博物馆很快就会空空如也。”
看来，印度人想要英国归还这颗于1849年被掠走的重达105克拉的钻石，以及众多在殖民地时期流失境外的国宝，还需一番周折。但印度公众对其海外珍贵文物的追讨热情很快在中国掀起一场反思：分散在47个国家中的上百万件中国艺术珍品(此数据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以及流失在海外民间无法计量的中国文物何时能够回归？而它们的回归之路又有着怎样的无奈与坎坷？
国际公约为何难以促成文物回归？
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按照《公约》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 但自签署以来，中国依照《公约》从海外追讨回的文物寥寥无几，直至2009年，沸沸扬扬的法国佳士得拍卖铜兔、鼠首事件中，以刘洋为代表的中国律师团试图以该《公约》为依据将佳士得告上法庭，但最终因为法国巴黎法庭认为该诉讼的委托方——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没有直接请求权而驳回了中国律师团的请求。依据《公约》追回文物的希望就这样在亿万中国人的关注下再次破灭。于是，有怀疑者认为，所谓的《公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而败诉的刘洋在事件过去一年后，却向记者坦言说，在他看来，《公约》是关于文物追索和保护方面最好的一个依据，它充分体现了文物流出国的意志。比如它解决了文物追索方面的时效难题。“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律要限定诉讼时效，我国一般是两年，最长不超过20年。如果按照时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物从丢失到起诉往往早已超过了最长时效。因此，《公约》规定“任何缔约国可以声明一项请求应受七十五年的时效限制，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刘洋解释说，正是由于“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使得借助我国法律中的某些条款，就能将诉讼时效延长到最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有一条，未曾确定给公民法人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不受时效限制。另外，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院长可以执行延长时效，且并没有规定延长多少。”
既然《公约》充分体现了文物流出国的意志，为什么还是鲜有文物能够通过《公约》回到原有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拥有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几个西方国家，至今未在《公约》上签字。因此，《公约》对这些国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此外，最利于文物流出国的“没有时效限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条文化”。而一向推崇《公约》的刘洋也同样认为，“公约中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本《公约》需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者核准”但并没有明确指出需要签署国的哪个部门核准，刘洋说，这就使得在法国，其实该国外交部已经签署了《公约》但其议会并没有通过，因此前者签署的《公约》是否体现了签署国的意志就值得商榷。“这样，在遇到类似铜兽首的纠纷时，法国完全可以称议会没有通过，而否认自己是《公约》的缔约国，从而不受约束。”
文物回归中，是谁挡了民间捐赠的路？
由于通过《公约》一时难以促成大量海外文物的回归，因此来自民间的捐赠成为文物回归的一条主要通道。但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近些年，随着经济利益意识迅速浸淫文博界的各个领域，使得这条原本书写着爱国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通道充满了人为障碍。
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籍华裔宁志超遵照母亲遗嘱带着一对元青花云龙象耳瓶回到北京，并满怀希望地想将其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却遭到拒绝，理由是这对耳瓶被故宫专家认定为“赝品”。“当时几个专家就坐在客厅，当我抱着瓶子从里屋出来，还没有放到桌子上，他们就开口说‘这样的瓶子全世界只有一对，目前藏在英国。你这不可能是真的’”。于是，一心想完成母亲遗愿的宁志超撇下澳大利亚的富足生活，在北京平安大街买下一处庭院，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验证这对耳瓶的真伪。他先是请了众多专家对耳瓶进行目测，并得到一份由50多位知名专家签名的认定书，接着又在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进行仪器科学鉴定，得到的结果是：这两只耳瓶确为元代瓷器。
谁知宁志超将测定结果再次通知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对方还是拒不接收，因为后者认为仪器认定存在着人为操作以及仪器应用等方面的偏差。一气之下的宁志超和夫人李佶一起遍访了英国、土耳其等国藏有元青花的博物馆，并利用已有的知识对元青花进行潜心研究，最终在20多年后编写出一部数百万字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而当记者问他所做的一切，最终目的是否还是要将母亲留下的藏品捐给故宫时，宁志超疲惫而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字不再提及捐赠的事情。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正在筹建一个私人博物馆，广邀民间藏家加入。
因撰写《谁在收藏中国》和《谁在拍卖中国》而声名鹊起的吴树对记者说，目前像宁志超这样从海外购买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收藏中国文物后想捐赠给中国国有博物馆的民间人士很多，但成功捐赠的却寥寥无几，除非该物品是在佳士得、苏富比等重要拍场中竞得，否则，往往被国有博物馆打上“赝品”的标签。究其原因，文物鉴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国目前没有独立的鉴定体制，鉴定方法主要依靠科学测试和眼学鉴定。”
2010年，吴树为了撰写第三本著作而调查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三个对文物进行科学测试的主要机构。“结论是：虽然他们都做了很多试验，统计了大量数据，但信息库不能通用，各自为战，存在着力量分散、资金不足等问题，缺乏公信力。”而对于眼学鉴定，吴树更是无奈地向记者说：“现在对于专家鉴定，只要随便翻翻报纸，遍地都是官司，专家失去了权威性。”
因此，吴树认为在科学测试和眼学鉴定都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情况下，博物馆很难对捐赠者的藏品做出准确的判定，“有的时候即便是真的也不敢收。”
而某位深谙回流文物捐赠的学者向记者透露说，除了对捐赠藏品的真伪难以鉴定，一些捐赠者的目的不纯，甚至与博物馆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使得回流文物捐赠变得并不那么高尚。“有一些回流文物捐赠者，以捐赠换政策，比如曾有一位海外藏家将一对四条屏捐赠给某博物馆，声势造得很浩大，政府关注后，就在房地产等方面给予了优惠待遇，其由此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远高于那对四条屏。”不过，该学者认为， 这类捐赠者虽然目的不纯，但并没有太多危害。倒是另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关注。“通常博物馆都会对捐赠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奖励的具体数额，由专家对捐赠品的估值而定，但目前这种政策被滥用得非常严重，明明值10万元的东西，他可以估上百万。据我所知，国内一家知名博物馆投入大量财力接受某位藏家的一批青铜器捐赠，但这些藏品在历史上并没有重要意义，甚至连该博物馆原有的馆藏品都比不上。受捐后，博物馆就将它们丢在库房中。”
对捐赠藏家的质疑，曾任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的张宁认为，现在有些收藏家花了很多钱，买了些不可靠的藏品，他们又想将这些不可靠的东西捐赠给博物馆，换取一些名誉，对此，博物馆自然应该把好这道门。
而另一方面，众多藏家则对这些质疑之声表示愤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专家的学术不专，以及国家相关文物部门的不作为，不仅使得文物回归困难重重，而且导致现有文物的大批外流。
今年5月份，一批藏家将自己从海外抢购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珍贵藏品捐赠汶川，不久却被质疑为“捐赠是为了洗白‘赝品’。”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同时也是社会科学报总编的许明向记者表示说，近20年来，由于大量的基建工程和文物政策使得文物容许流动，民间所藏文物大量流向市场。民间藏家收到的大量珍品，品质之高历代少见，这些器物的出现，完全打破了原来的传统观念。比如传统观念认为，北宋汝窑只有67件，全部藏在两岸故宫和少量私人手里；全世界元青花300多件保存在海外博物馆中，民间几乎没有；宣德五彩只有一只碗在西藏等等。这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很多文博系统从业人员的头脑和文物市场发展，也造成价格虚高。“如果这些东西被认为真品，所有的观念都要改变，中国文物史要重写，中国陶瓷史要重写，市场格局要打乱。过去买错的东西怎么办？过去专家鉴定的东西，说出的话怎么办？过去用高价买回来的青铜器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在利益上冲击了旧的格局，使得一些专家不敢面对现实，结果大量文物被当作工艺品流出国门，在海外的市场上以几万美金一件抛售。比如，日本有个网挂着1.4万件中国文物叫卖，韩国一家公司收了4000件中国的元青花。而这些流出去的文物，又在一些专家的支配下，花巨资再次买回。
许明说，正是由于某些专家的固步自封，使得很多珍贵文物难以走入博物馆。“山东有位藏家收藏了一件汉代青铜地动仪，在上海南汇博物馆展出半年，我们给国家文物部门写信，报告这个重大发现，他们派了两个人，看了一眼什么话没说就走了。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许明气愤地说“简直岂有此理，这是国宝啊。”
现在，许明愤慨之余，联络了300多位藏家，自发组织各种鉴定、宣传等活动，并成功进入世博会。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藏品能够进入博物馆，希望改变现在非常不合理的局面：一方面我们的藏品捐不出去，另一方面，国家现在3000家博物馆藏品匮乏、3000家高校缺少教学实物。”
比文物回归更加重要的是保住现有的珍品不再外流
虽然中国公众期盼海外流失的文物最终能够一一回归。但深谙中国文博现状的人士认为，比回归更加重要的是保住现有的文物不再外流。
吴树说，目前“文物私生子”，即盗墓、盗捞和盗窃出来的文物不被市场承认，导致这些文物流失严重。“你不承认它，它就去国外了。我做过调查，在布鲁塞尔，市场上充斥了各种各样这种中国文物。”
吴树说：“统计记载，近十几年来，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超过800万件。近几年流向海外的文物，以工艺品名义用集装箱运，仅2007年11月1日，杭州、大连、天津、深圳联合抽查一天，只检5%货物，就查出走私文物15500件。”
而记者也在另一份统计数据中，窥得文物流失量之大的冰山一角。“1998年，中国将英国警方截获的两批中国走私文物共3494件成功回归，美国海关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归还了47件被查获的中国文物，2000年至2003年，从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依法索回了40多件被盗文物，2002年，从美国索回了共计14吨重的珍贵古生物化石等。”
一位在政府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并在网络上化名“上海张先生”的神秘人士以一篇“中国文博界黑暗状况”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他对记者说，现在通过拍卖高价购买回流的文物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中国民间拥有的藏品很多都优于它们。如果通过高价购买，反而使得外国人控制了海外中国文物市场，“钱全流到了他们口袋中”。该神秘人士说：“与其购买，不如做好对自己藏品的保护。”
文物回归需要政府的积极态度
律师刘洋在赴法追讨铜兽首之前的几年中，一直从事研究“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追讨”课题。为此，他多次请求相关文物部门给予协助，比如查询一些不对外公布的资料等。此外，他还试图和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士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期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令刘洋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部门对他的请求有的敷衍了事，有的则置若罔闻，甚至冷嘲热讽。“在一次文物系统会议上，我应邀参加，其间有一熟识的部门领导，出于礼节，我在发言时说，感谢该领导的大力支持。谁知，这位领导很快接过话茬，当众嘲讽说，我从没有支持过你。当时我的心都凉透了。”
由于铜兽首事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刘洋一度成为“民间英雄”。但政府对他的态度却并未得到改善。铜兽首案件败诉后，刘洋在当地华人的建议下，联络了99名海外各国律师，组成公益性质的律师团，以便再次发生此类案件时，彼此协作。为了律师团的正常工作，刘洋希望政府能够为其提供一个办公场所，作为交换，他将为选址地提供法律援助。但他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古玩城，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许明说，其实民间有很多像刘洋这样有热情的文物工作者，但目前的情况是，相关文物部门还没有意识到对他们扶持的重要性。
另外，在政府方面，以国家出面的文物追讨显得比较被动。“意大利到目前为止从海外成功追讨回几万件文物，该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见到文物流入国首脑就不厌其烦地讨要。埃及近年也一次成功追索回2.5万件文物，同样也是采取这样的策略。”
相信，在政府的积极态度下，国宝回归之路才会顺畅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