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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之中，全球货币正普遍走软。这对我们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的这些抱怨完全可以理解。在需求匮乏的时代，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非发行国则以干预汇率作为回应。而那些既不属于前者、也不愿效仿后者的国家（比如巴西）则发现本币大幅升值。其后果令它们担忧。
发生这种汇率冲突并不是第一次。25年前，也就是1985年9月，法国、西德、日本、美国与英国政府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了共同诱导美元贬值的协议。更早一些时候，在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实施了“尼克松冲击”措施，包括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并结束美元与黄金的相互兑换。上述两件事都反映出美国渴望美元贬值。今天，美国仍然怀有同样的渴望。但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关注焦点已不再是日本这样恭顺的盟国，而是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中国。两强相争，很容易伤及围观者。
有三大因素，与眼下的汇率战争相关。
首先，由于这场危机，发达国家正蒙受需求长期匮乏之苦。全球6大高收入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与意大利——中，没有一个国家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恢复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与以往的趋势水平相比，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速至多降低了10%。供应过量的一个信号，是美国与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已经降至1%左右：通货紧缩正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些国家希望实现出口拉动型增长。贸易逆差国（例如美国）和顺差国（例如日本、德国）都是如此。然而，整体来看，只有新兴经济体转向经常帐户赤字，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私人部门正在朝这个方向运转。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在4月份的预测中指出，今年净流入新兴国家的外来私人资金将达到7460亿美元（见图表）。这些新兴国家净流出的私人资金为5660亿美元，能够部分抵消上述流入。尽管如此，由于新兴国家还有着3200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适度的官方资金流入，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新兴国家仍将实现5350亿美元的外部收支盈余。但若不加干涉，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经常账户必须平衡资本净流动。调整将通过提高汇率进行。最终，新兴国家将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私人资金净流入，将为这种赤字买单。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所期待发生的。
最后，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仍然在阻碍这种自然的调整过程。这些数字代表着官方资金外流（见图表）。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期间，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从1.615万亿美元，增加到7.534万亿美元——增加了5.918万亿美元，令人震惊。或许有人会说，这种增长是经历了早先危机后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确，在这场危机中，外汇储备消耗不少：从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全球外汇储备减少了4720亿美元。无疑，这帮助那些没有储备货币的国家缓冲了危机影响。但所使用的储备总额，仅占危机前水平的6%。除此之外，2009年2月到2010年5月间，外汇储备又增长了1.324万亿美元，总额接近8.385万亿美元。重商主义未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