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 索
中日在上月发生的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一度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在9月底日方释放中国渔船船长以后，中方措辞依然严厉。10月初的亚欧首脑会议也因此笼罩了一层微妙的气氛；出席会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会议期间并未举行正式会晤，却有走廊上的一次非正式交谈。10月11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与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进行了会谈；这才是因撞船事件而中断的中日双边高层会谈以后的第一次正式的高层交涉。
如何看待此次撞船事件？它的国际影响有哪些？这一事件反映了舆论对中日关系起着怎样的作用以及中日外交关系决策机制的哪些特点？《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归泳涛、东京大学现代中国政治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和美国华盛顿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安德鲁•欧若斯(Andrew Oros)，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
本质是领土争议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表面上是“该不该抓人”上的分歧，本质却是中日在钓鱼岛上的领土争端问题。归泳涛认为，这次事件以后中方之所以态度格外强硬，是因为“日本在这一事件上的做法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利益上的损害。”“原来日本就对钓鱼岛有实际控制。”“这次抓人以后，日方按其国内法律去处理，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从‘实际控制’上升到‘法理控制’了。”
归泳涛指出，依照以前对此类纠纷的惯例做法，如2004年两个中国人登岛事件，日方采取直接遣返的做法，并不会进入日本国内的法律程序。
他认为，美国人作为旁观者想要了解事实很正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者通常更关注“到底谁撞谁”和“该不该抓人”的问题；而中国学者更关注后果，即此次事件对钓鱼岛归属上的影响。
中方不愿与日方争论该不该抓人的细节问题，也是由于双方理论的前提假设就存在根本上的分歧：日方理论的前提是认为那里是日本领海，而中方则认为那里是中国领海。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日方的逻辑是中国的渔船不仅擅闯日本领海，而且在日本领海里撞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而中方则认为日本在中国领海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由此可见，双方争论的实质还是领土归属问题。
撇开两国在钓鱼岛领土归属上各自所罗列的理由细节不谈，虽然中日双方各自的官方立场皆是钓鱼岛为其各自固有领土，“主权无可争辩”或“不存在主权争议问题”，但正因如此，两国在钓鱼岛领土归属上的争议也才确实存在。钓鱼岛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国际法细节，争议的解决更是遥遥无期。
事件影响
媒体一般把日方释放中国船长渲染为中国外交“胜利”、日本外交“惨败”，但归泳涛与欧若斯都并不尽然同意。归泳涛评论道，“就事论事而言，可能中国取得了胜利。但从整体的大战略角度来看，恐怕（对中国）是不利的。这件事背后存在着一些不以单个事件为转移的结构性因素，即中国海军军力的扩张与美日关系。”“中国方面担心，中国在这件事中非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的利益，反而为日本和美国国内一些人提供了加强美日同盟以对付中国的理由。”
安德鲁•欧若斯指出，这件事对中国最大的不利是其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的影响。“目前我们正处在中国崛起，其他国家都在观望、尝试与中国建立何种新型关系的过渡期。”“中国在此件事上的强硬态度使许多人重新考虑中国想要在未来世界所承担的角色。”
公众舆论与外交
安德鲁•欧若斯还指出，这种国际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转型的过渡伴随着中国国内的社会转型——其中，言论自由的扩大使国际观察人士难以区分公众舆论与政府导向下的舆论。针对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与政府官方立场有出入的言论或文章，尤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美国和日本政策界人士尚不知如何看待这些舆论的性质。
归泳涛认为，总的来说，国内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仍然有限。如果要说有哪个领域的影响比较明显，那当属对日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对日政策是特殊的，因为它涉及到感情因素和历史问题。
归泳涛认同舆论对外交在战术上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促成某些外交政策的“借口”或“原因”；但一方面，限制政府在外交上的腾挪空间。另外，舆论还可能上升问题的高度——把一个外交谈判或利益协调上的战术问题上升到一个敏感的高层政治问题。这一方面的影响也在此次事件中有所体现。
即便如此，高原明生还是认为，“中国公众在此次事件上表现得比2004年和2005年更加克制。我认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了解和印象有了改善。此外，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上非常小心地控制公众情绪。一方面，政府确保其对日本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北京也确保市民抗议不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态势。”同时，高原明生表示，在日本方面，“公众舆论并没有对政府决策产生多少影响。”
中日外交决策机制不同
归泳涛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中日政治体制决策过程体现了很大的不同”。事情发生以后，这件事在日本一直是被放在“技术性问题的位置”，虽然也上报了首相，但一度都停留在地方层面。而在中国，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层面。因此双方的交涉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不上”。
归泳涛还评价道，“日本以国内法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点上来看它是占优的，因为它是法治国家，凡事习惯以法律为准。但中国不会从法律上跟它纠缠，中国的政治性很强。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倒有着一些类似。”
相安无事只能靠默契？
虽然在钓鱼岛海域附近的船只数量正在逐渐减少，但每天一两百只船还是有的。归泳涛说，领土争端问题在近期没有能够得以解决的迹象，而类似此次事件的“擦枪走火”在这样繁忙的海域似乎不可避免。
高原明生总结道，中日关系既脆弱又顽强。借用安德鲁•欧若斯的解释，脆弱就脆弱在“中日关系——这一系有两国重大利益的关系——时常能够被私人行为者的个别行动所‘劫持’”；而其顽强的一面又体现在此次事件后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回暖”迹象上。
归泳涛对局势并不乐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值本文刊登之日前几天，中日都发生了游行示威，后又蔓延到中国多个城市。“看来此事尚未告一段落。而日本国会决定公开撞船录像，给下月胡主席访日蒙上阴影。”
欧若斯和归泳涛都强调了外交危机管理体制的重要。除此以外，归泳涛表示，钓鱼岛海域的状态实际上是“无秩序”，双方相安无事似乎只能靠默契或不成文的私下协议。
注：本文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授权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