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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或者因为如此），比较两国的发展模式已形成一个潮流。其中一个流派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尽管印度看上去远远落后，但它的民主和法治传统，加上民间强大的创业基础，使其模式更加稳健，从长远来看，不无超过中国的可能。乔杜里•巴尔这本书就属于这一流派。
巴尔的论点——充满了一厢情愿的想法，尽管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并非新创。中国自1978年开始引入市场经济，比印度早13年。这种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收获了较早、较丰厚的回报。30年来，中国一直以每年近10%的速度发展，目前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
但巴尔提出，中国是脆弱的。民主的缺失，让它很容易爆发社会纷争。一旦经济脱轨——他认为，由于中国投资严重过剩，这种可能性很高——整个体制可能陷入危机。
另一方面，巴尔继续论证道，印度启动发展的时间长得多。由于各种约束（法律、民主制度、以及市场驱动的资本回报率要求），印度不能像中国那样采用强制手段推行现代化。但这些表面的弱点有望产生效益。
民主在必要时的缓冲功效相当不俗，而且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将继续发挥吸收冲击的作用。印度正奋起直追。今年，该国经济增长将达到8.5%，距离中国两位数的增速不太遥远。
此外，印度相对较混乱的发展，培养了更具见识的企业家，打造出全球品牌的可能性也更大。印度经济结构比中国更平衡，消费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出口则小一些。
最有利的一点是，人口组成将开始有利于印度。到2020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巴尔称，印度永远不会实施这种政策。印度的抚养比率仍在下降，未来10年内将有1.36亿人口加入劳动大军。
巴尔试图用坚持到底的乌龟打败骄傲的兔子这个寓言，来生动表述自己的赶超主题。但这一比喻夸张到了极度可笑的地步。印度人精通英语这一点被大做文章：“一只自信的乌龟，大声哼着一支英语流行歌，轻快超过一只听不懂歌词、神情有些迷茫的兔子。”
巴尔抓住了印度的所有光明面和中国的所有阴暗面。书中几乎看不到任何独创的研究，而是有各种迹象表明，他有选择地挑选剪报和经纪公司报告，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他并不完全否认中国的强项，也并未完全否认印度存在腐败、贫穷和受种姓制度约束的社会关系等问题，但他倾向于对这些问题轻描淡写。
例如，在提到印度的个人自由——根据一项受到青睐的全球排名，印度排名第41，而中国排名第91——时，巴尔总结道，在印度，“人民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
但这里的假设是：偶尔有机会参加选举，且理论上能够依靠迟缓的司法体系，就能满足人们的愿望和需求。
照此看来，印度人肯定在以该国的崇高理想为食粮。从统计学上讲，如果他们想填饱肚子，保持健康，或识字，在中国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尽管中国存在种种严重的不平等和环境灾难。
作为一名指责西方人“就是不理解印度”的作者，巴尔在谈到中国时很容易套用陈词滥调。同样，他对印度的热爱，有时让他的夸张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高档汽车、手机和私人飞机满天飞，”他激动的说。印度汽车和手机满天飞，那可真是个奇观。
正如该书所言，未来几年内，印度发展速度超过中国是有可能的，尽管毫无把握。但基于印度落后的程度，要想赶超中国，印度必须连续几十年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中国。
“印度只有一个风险，即印度领导人对本国的能力和命运缺乏信心，”巴尔写道。但危险程度不亚于此的是印度的自鸣得意，尤其是在它仍有太多地方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