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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1日至1973年10月15日发行了编号邮票，共21套95枚。由于编号邮票不分类别、套别，每枚邮票均按数字编号，把数字加上括号印在邮票的左下角，右下角则印有发行年份，故称为“编号邮票”。
编号邮票与“文”字邮票相比，在设计、印制和发行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总体看，编号邮票首先改变了“文”字邮票画面上“一片红”的色调，其中有不少邮票是为特殊事件而发行的特种邮票，反映了我国邮票设计和发行工作已开始走上正轨。
文革”前邮票的发行原则是“纪严特宽”，但“文革”一开始“纪严特宽”就受到批判，特别是“特宽”被说成是“毒害人民，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见《中国邮票史》第八卷第一章)。因此设计图稿已获批准的《中国船舶》和《半工半读育新人》(1966年4月23日)两套邮票由于是特种邮票而未能发行，从老纪特邮票发行末期至1974年恢复编印邮票志号前，对其中的特种邮票避而不提，一直按“纪念邮票”发行。
编号邮票中有多套具有典型的特种邮票风格，且后期发行的特种邮票较多。如编29-32《轮船》、编39-43《发展体育运动》、编57-62《熊猫》、编66-77《出土文物》、编78-81《工业产品》等。这是横遭讨伐的特种邮票悄悄复出，特别是《轮船》邮票的发行(图1)，与禁止《中国船舶》发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是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编号邮票的设计采用了多种方式，原作有油画、彩墨画、民间剪纸、水粉画和摄影等，显示出艺术形式的多样化。1973年发行的《中国妇女》邮票主图分别采用杨之光的“矿山新兵”、汤小铭的“女委员”和潘家峻的“我是海燕”等原画(图2)，吴作人的“熊猫”画作也被印制成了《熊猫》邮票发行。此外，1973年发行的《出土文物》邮票，使社会更加重视对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的保护。
编号邮票的三大收藏价值：
一，消耗量大存世量少
编号邮票存世量较少。编号邮票发行期间，我国的集邮活动尚未恢复，集邮的全面复苏是在1978年以后。因此，编号邮票发行后主要用于邮政通信，大量邮票被使用和消耗，很少有人购买后进行收藏，因而存世量不多。
编号邮票的面值主要是为适应当时的邮资标准来设置的，全部95枚邮票中，4分邮票有6枚，8分邮票有74枚，10分和22分邮票各有4枚，20分、43分和52分邮票各有2枚。因当时发行的普通邮票不够用，也发行了22分、43分和52分的邮票，以满足国际通信的需要，但当时用得最多的还是4分和8分的邮票，故编号邮票中面值4分和8分的邮票都属于“筋票”，而面值22分、43分和52分的单枚新票由于使用量较少，市价都低于面值4分和8分的邮票。
二，承上启下别具意义
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由于“文”字邮票的志号被取消，给生产和管理以及随后的收藏带来了许多麻烦，有鉴于此，邮票发行部门就对每枚邮票按数字进行编号——编号邮票应运而生。因“文”字邮票被安排在纪念日发行，就一律称之为“纪念邮票”，编号邮票也没有区分纪念邮票与特种邮票，有人据此称编号邮票为“后‘文革’邮票”。
三，发行量少升值空间大
编号邮票发行量比“文”字邮票低很多。与“文”字邮票相比，编号邮票的发行量是很低的，邮票单枚的最高发行量为3000万枚，最低的仅120万枚，因此，能组成全套的编号邮票只有120万套。
“文”字邮票的最低发行量为290万枚，但“文”字邮票的市价却远远高于编号邮票，并且编号邮票和“文”字邮票的套数、枚数和面值却相差不多，编号邮票共21套95枚，面值9.78元；“文”字邮票19套80枚，面值7.96元。按套数比较，编号邮票多2套，按枚数比较，编号邮票多15枚，按面值比较，“文”字邮票比编号邮票还少1.82元。 “文”字邮票的全套发行量却比编号邮票全套发行量高一倍以上，但编号邮票的升值幅度却远低于“文”字邮票。
